要理清毛泽民赴苏后的一系列活动，就必须说明当时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以及新疆之间的关系背景，亦必须回溯毛泽民等在盛世才统治的新疆所从事的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盛世才是奉天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人，生于1892年。早年他在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资助下，赴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曾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野心勃勃的盛世才不甘心屈就小科长的职位，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经人介绍，他转入新疆，后从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很快攀升为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军事顾问。他利用接触军队和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先后在1931年2月的“哈密事变”和1933年的新疆“四一二”政变中，乱中取胜。随后，他又玩弄权术，铲除异己，戮杀一个个政敌。到1933年底，盛世才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心胸狭獈,生性多疑且阴险狡诈。施展权谋玩弄权术是家常便饭。

1937年12月，自中共在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工作。在中共代表邓发的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盛世才需要他们，并不代表他就放下了猜忌之心。一有风吹草动，盛世才便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时年43岁的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他在中央苏区时，曾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徐梦秋被称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在长征翻越雪山时，徐梦秋的双腿被冻坏，到达陕北后锯掉了双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格外照顾徐梦秋，1937年底，首批安排他去苏联养伤。在路经迪化时，徐梦秋被盛世才留在新疆，担任教育厅长。在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大力开展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教育，很快扫荡了汉奸托派麻醉青年的毒素与亡国理论，不仅团结了广大新疆青年，而且推动和启发了普通民众，各族文化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1942年秋天，全体中共在新人员被盛世才监禁后，徐梦秋经不住严刑拷打，自首变节，沦为可耻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这是后话了。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参加过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毕业于黄埔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1931年11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夏天，红一、红四方面军①会合后，黄火青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后参加西路军远征，浴血河西走廊，来到新疆。由于黄火青和中共在新人员的参与，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倍。反帝会的工作还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400万人口的新疆，全省的抗战募捐款达到200多万元。

《新疆日报》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中共在新人员进入报社的领导岗位后，过去有名无实的《新疆日报》，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改进，发行量大大增加，成为真正有政治领导作用的、群众爱谈论的政府机关报。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是一位海外留学生，曾担任中共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到祖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受党派遣来到新疆工作。他依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财政金融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贪污腐败盛行。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达360亿两②，新疆财政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严重威胁到盛世才的统治。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赋予他全权。毛泽民“另起炉灶”，大手笔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使新疆财政收入迅速好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在新疆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后，盛世才眼中的这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出现了阴云。

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无法征得他的同意，他回来后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对此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送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大家欢迎。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三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徐梦秋以“申斥”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对徐梦秋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然，林基路就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字错写成“辯”字，校对人员也没校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内有盛世才在督署办公厅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是在借此讥笑他，就对汪小川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害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休养。财政厅档案室却因烤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为此，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然而，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独裁者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点燃。“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何以盛世才有如此突变？个中的缘由，还要从1938年夏季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沾沾自喜，感到此时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老实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反倒引得他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怀揣梦想，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几项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败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盛世才恼羞成怒，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心中却更加愤懑，他认定是因为邓发在后面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三全大会”召开了，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名单，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但这使盛世才更加气急败坏。他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他把在新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做是企图夺取新疆政权。

于是乎，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要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竭力削弱在新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还学蒋介石的伎俩，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来给共产党干部找碴儿，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也撤的撤、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党外干部，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当地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毕竟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尽管他采取了一系列自掘坟墓的愚蠢政策，可是，面对英帝国主义在南疆策划的军事叛乱，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大批镇西哈萨克族民众越境逃亡，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两下威逼的窘境，让他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两个月后，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他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①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纠缠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泽民出发去苏联养病前的一个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主持财政厅工作15个月以来的情况。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新疆渡过了财政、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订出1939年度的预算计划和1940—1942年新疆经济发展新的三年计划。

对于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和建树，盛世才也表示满意。他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用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4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订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开始挑拨离间。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有意无事生非。

盛世才还补充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喋喋不休地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伤时，我曾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盛世才随后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在毛泽民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平生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回中共代表处汇报，但低头一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真的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主席给他的4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3封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不等开口，盛世才就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那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还请督办予以原谅！”①

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盛世才才罢休，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标榜“以苏联为靠山”的新疆军阀盛世才

编辑：陈思琪

审核：丁渝峰

信息来源：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