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中国行共产革命运动”
从共产国际档案探寻罗亦农烈士的红色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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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曹耘山
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
红色档案文献属于中国共产党员早期原始记录，信息真实鲜活，内容朴实可靠，蕴涵着先驱们的革命精神。 ——曹耘山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19岁离家别国，经过艰苦跋涉和层层险阻，赴万里之遥的俄国寻求革命真理。四年苦读钻研，他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刻苦钻研各种问题，创造了多个中共党史上的首次。本文从共产国际档案的视角探寻罗亦农烈士的红色留学之路，讲述烈士胸怀“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的使命，践行“回中国行共产革命运动”的初心，为初心使命“踏实死干”的一系列模范革命动作，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红色足迹。
“回中国行共产革命运动”，这句铿锵有力的誓言，是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1922年3月4日罗亦农烈士在《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中回答提问时写的一句话。深刻表达了时年20岁的罗亦农，当他踏上红色留学之路时的初心和决心。今天翻阅这百年前的历史档案，尘封已久的历史画面逐渐在我们眼前展开，引领我们沿着当年这批莘莘学子远赴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去探个究竟。
一、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首批派往苏俄留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协助中国建党的工作小组，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介绍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成员。因上海是远东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工人集中，先进知识分子在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遂决定在上海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组织宣传工作。7月共产国际“二大”上，马林提出共产国际要培养东方革命干部，应给东方共产主义者在俄国得到理论教育的机会。9月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决定，在上海渔阳里6号创办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由中国旅俄优秀工人代表、随维经斯基访华作翻译的杨明斋任校长，维经斯基夫人库玆涅佐娃等任俄文教员，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为学校秘书。正在上海组织沪滨工读互助团的罗亦农，在青年导师陈独秀的引领和介绍下，和全国许多优秀青年进到这所学校学习。他除了刻苦学习俄语外，还通读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版本。并深入工厂宣传，参加游行活动，编印进步刋物等。就是在这个学校，罗亦农树立了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并与刘少奇、任弼时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早一批团员。1921年春节前夕罗亦农回到家乡湘潭，在家人的帮助下左挪右凑筹集到赴苏俄留学的旅费。大约4月初，罗亦农与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肖劲光、吴芳等十几位外国语学社的同学，在上海吳淞港登上一艘日本客轮开始了远赴苏俄的留学之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出的赴苏俄留学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批红色留学生。
从上海到莫斯科，不光是逾2万公里的遥远之路，更是一条充满天然的和人为的各种危机的艰险之路。当时走陆路，经中东铁路于满洲里出境到赤塔，再转西伯利亚铁路可直达莫斯科。但张作霖政府设下严密防线，仅探路的陈为人顺利出境外，其他人或被捕或退回。下一批只好改走水路。尽管赴俄求学之路如此艰险，但罗亦农等青年学子们，怀揣着救国救民的革命报负，充满对未来学习生活的美好憧憬，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决定一生命运的希望之路。他们乘船从上海出发，经日本的长崎休息一天后，抵达俄国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当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红军向东推进到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而其以东的地区包括海参崴仍在白俄的控制之下。张作霖政府在此设有领事馆，密布暗探专门抓捕与红色苏俄有联系的人。而到达哈巴罗夫斯克进入红军控制区域，如无权威的证明文件，也会被视作日本间谍而被捕。因此有一张组织介绍信，或称“路条”，十分重要。在白区必须谨慎收藏好，不被密探发现身份。而到红区确需以此证明身份，获得协助，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党组织为这些远行的青年学子们做了充分安排。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有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案卷中，我们找到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当时负责中央局工作的书记李汉俊，给每位学员开具了一张俄文手写的证明信：
“莫斯科
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方部
兹证明，罗觉同志由共产党上海革命局派遣到苏维埃俄国准备党的工作。请给予他在生活和学习方面以必要在协助。
共产党上海革命局书记
李汉俊（英文签名）盖章“
图章为篆文“人杰”二字，李人杰是李汉俊的别名。
同时李汉俊还为此批学员给位于赤塔的苏俄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开具了一封集体证明信：
“赤塔
致外交部，克拉辛舍科夫同志（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
兹证明：由共产党上海革命局派遣卜士奇等60名同志到苏维埃俄国准备党的工作。请给予这些同志以必要的协助，使他们顺利到达莫斯科。
共产党上海革命局书记
李汉俊（英文签名）盖章“
手写路条在学员们抵达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后被收走。他们休整一段时间等待下批学员到达会合之后，远东书记处又为他们开具了去莫斯科的、正式打字的证明文件。
“1921年6月27日
文件号：3395
证明
兹证明罗觉和张学琅同志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继续接受党的教育。希望沿途一切军事和民政机关，在他们的行程中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使他们顺利到达目的地。以下盖章签字以示证明。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
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学员们在去往莫斯科的遥遥路途中通过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检查，更多的是得到了食宿、交通等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同时也是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时，证明身份和接受审查的重要文件。这些“路条”，在百年前那个战乱繁纷、混乱无序的年代中，就是跨国的护照和签证，更是首批红色留学生赴万里之遥的莫斯科求学，能够克服人为阻碍的重要保证。
天然的阻碍就更多了，如：南方学生们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地区要忍受零下二三十度恶劣天气的考验；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远东铁路全长9288公里，且是烧木柴的老旧机车，经常要停车伐木劈柴以备燃料；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生活十分困难紧张，上车时每人只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几口，渴了就喝口凉水。且不敢多吃，因不知要走多久，怕吃完了要饿肚子。就这样既要冒着严寒又要忍着饥饿向莫斯科前进。
百年前上海外国语学社赴苏俄留学的学员们，在刘少奇（22岁）、罗亦农（19岁）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和层层险阻，终于在7月初抵达他们梦寐以求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开始了新的学习和生活。
二、罗亦农是东方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班的第一期优秀学员
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2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成立一所“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首任校长为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布罗伊多（ 1921-1926年），而时任部长的斯大林则为大学的名誉校长。1921年年底，东大已有来自44个民族和国家的662名学员。
对于中国而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当时在巴黎和会列强无视中国地位的情况下，两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的发布，使国人对苏俄政府的国际主义行为非常赞赏，故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苏俄。试图从俄罗斯这样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一历史进程中，寻找中华民族摆脱列强压迫，救国图强，实现民族解放的途径。罗亦农、刘少奇率队的首批赴俄留学生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进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成为刚设立的中国班的第一期学员。
根据共产国际档案资料，我们整理出罗亦农参加东方大学首期中国班的基本情况。
1、基本学员：
约37人，其中：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31人；在远东地区工作的中国籍工人代表4人；俞秀松是当年3月到莫斯科参加第二届青年国际代表大会，并负责联系中国学生留学事宜而留下参加学习；瞿秋白是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在中国班担任翻译，同时参与学习。
2、学时间和记录：
罗亦农（当时中文名罗觉，俄文名布哈罗夫）个人档案中记载：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当天发放食品卷；10号填写第一份履历表。特别在一份有上海外国语学社32位学员的名单中，有一个手写潦草的俄文批语：“名单中的学员已被录取，从8月1日起发放津贴。”批示者为东方大学远东教研室主任哈列罗沃兹科夫，时间是1921年7月20日。三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而另一份临时证明文件，是由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于1921年7月30日签发，学生证编号776，“本证明持有人罗觉，被录取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预备大学生，有效期至1921年8月15日。”也就是说，罗亦农和先期到达莫斯科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早在1921年7月20日就被批准录取为东方大学的正式学生，并发放了学生证和临时证明。
3、学习内容：
1921年10月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开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和俄文。政治理论课主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世界工运史等。教员均为俄国人，学校聘请专人如瞿秋白、李宗武担任翻译。
罗亦农到东大后，认真观察俄国的社会现状，刻苦钻研各种问题。他的语言基础较好，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俄语读写能力，可以自由阅读俄文书籍报刊。在中国班担任翻译和助教的瞿秋白身体不太好，罗亦农就成为他的助手和秘书，协助他工作。在课余罗亦农与任弼时等几个俄语基础较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对课程中比较难理解的名词术语进行反复推敲、翻译，再讲解给同学们听。罗亦农的寝室总是挤满了人，成为中国学生解决学习中疑难问题的第二课堂。
4、生活安排：
当时因战争破坏和敌对势力封锁，苏维埃俄国正处于物质匮乏、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尽管苏俄政府已按红军的最高待遇给中国学员以优惠，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苦。罗亦农个人档案里保留着几张标明学生证号的食品卷和桌子卡收据，说明每月凭此卷才能领到配给的食物，每天大约一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中午排队才可享有一份用海带、土豆和一点咸鱼熬煮的清汤。对身处天寒地冻的北方，且每天晚上要站岗早晨要出操，白天要参加义务劳动的年轻学生们来说，这点食物难以果腹。穿的衣服，除每人发一套军装外，其他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很不合身，也难御寒。晚上睡觉大家穿上所有衣服，挤在一起，合盖一条毯子，勉强入睡。如此艰苦的学习条件使有些学员产生了退缩情绪，而罗亦农的学习意志却格外坚定。他知道远离家乡求学绝不是为物质上的享受，而这些困难与他立志投身的革命事业相比微不足道。他坚信艰苦只是暂时，苏俄制度最终追求的幸福才是永恒的。
5、个人信念：
何以说明罗亦农有如此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呢？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有一份《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填写时间是他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半年后的1922年3月4日。经我们多年收集档案查证，仅有东方大学首期中国班的学员才填有此表，以后第二期，包括从欧洲转来的学员个人档案里均无这个调查表。
调查表用中文提了20个问题，罗亦农用红笔一一做了回答。我们摘录几段：
8：现在的政见？
答：速行劳农专政，能解决现在一切的问题。
9：来俄时的目的？
答：研究共产主义，考察俄国的情形，预备回中国行共产革命运动。
10：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感想？
答：苏维埃俄罗斯是向共产主义走的国家，它的一切大政方针我都十分满意，不过人才缺乏也是过渡时期一个问题。
12：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答：1：对内的，要赶快整顿起来，入党的党员，对于智识阶级的严格，对于工人只要有阶级觉悟就可以。
2：对外的，应当联络各革命团体和各党派集中各革命的力量，同时要一种旗帜很鲜明的机关言论。
13: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旅俄青年共产党的意见？
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为中国少年的领袖，指导他们向国际的路上走去。为此内部就要大整顿起来。旅俄青年共产团当十分注意训练，须将不忠主义的分子随时开除。
19：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
答：现在想读俄文，等三四月后想开始研究劳动运动和国际共产党的组织。
20：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在什么地方活动，干什么事情?
答：打算年半后回国；回国后想在党内或工会内做事，上海或广州。
这是20岁的罗亦农，在进入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半年之后，所表现出的思想认识。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须实行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二是中国革命运动必须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团结教育青年群众是非常必要的。三是在校学习研究劳工运动，为的是回国后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从罗亦农学成回国后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践行己的决心和誓言。1925年刚回国的罗亦农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广州与刘少奇、邓中夏、林伟民、李启汉等领导组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随后作为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亦农与周恩来、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组织了广东的工农运动，特别是省港大罢工。1926-27年担任上海区委书记的罗亦农在领导组织两次装起义失败后，又与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在北伐运动的策应下，成功地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实现了上海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胜利。
三、罗亦农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登上国际青运舞台的创举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全球52个国家的103个政党和组织的605名代表参加大会。中国共产党参会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杨明斋（因故未到）、俞秀松。罗亦农和同学们抵达莫斯科时刚好赶上大会开幕，他们被安排与参会代表住在一起，并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列席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罗亦农第一次看到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他做的关于俄共（布）的报告。尽管他们当时的俄语程度不能完全听懂会议上的各种发言，但对这些初到红色首都的中国革命青年来说，确是真真实实地上了第一堂难忘的政治课。
在随后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代表俞秀松向第三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书面声明。对社会党的江亢虎冒充中国社会主义者参加大会提出置疑，要求取消他的资格证明书。罗亦农和十几名同学们以“前来莫斯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名义，在声明书上签字，表示对政治骗子江亢虎的不满和坚决的斗争。
1921年9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俞秀松，向共产国际远东部提交书面声明。严肃指出冒充中共党员的姚作宾实为学贼，劣迹斑斑，告诫苏俄政府不要被其欺骗而答应拨款要求。罗亦农与在莫斯科留学的35名共青团员随信附有声明，并作了更多补充和批判。
为抗衡西方列强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国家中国、朝鲜、蒙古、日本、印度、印尼等国家和民族参加，出席代表148名。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中共党员14人，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团长是中共代表张国焘。与西方国家的冷漠和诡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会的基调是帮助分散的和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把一切掠夺者从中国赶出去。大会最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告远东各国人民的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牢不可破的远东劳动者联盟。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瞿秋白、卜士奇为正式代表，兼做翻译。罗亦农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担负大会文书工作，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让罗亦农对祖国目前的状况有了一些宏观的认识，也让他增强了紧迫感和危机感。
首期中国班的学员们除参加东大的政治学习和俄文补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因莫斯科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学员们有机会和条件参加这里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这些既能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好机会。如果说张太雷、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国际共运历史舞台的话；那么罗亦农和中国班的学员们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并发声，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登上国际青运的历史舞台，向世界展示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青年的靓丽形象。
四、罗亦农组建并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旅莫支部
关于东方大学中国班党团组织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上海渔阳里最早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班学生，先在莫斯科成立了“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罗亦农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冬天，随着中共“一大”的召开，罗亦农与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先后转党，首次成立旅莫中共党组织，当时称为“旅莫小组”。大家“推罗觉（即罗亦农）为主席”。
1922年冬天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到东方大学看望中国班的学生，对罗亦农领导的旅莫小组的工作非常满意。同时听到肖子暲反映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经向共产国际请示后，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中国旅欧支部学员分批赴苏俄学习。具体落实工作莫斯科方面的主要由罗亦农负责。他一方面联系中共旅欧支部的赵世炎，了解欧洲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与东大校方交涉，使中共旅欧支部的同学们顺利拿到入俄护照。1923年4月初，第一批旅欧学员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袁庆云等12人从法德两国来到莫斯科。因旅欧支部同志们的到来，旅莫小组得到极大的扩充。在1923年4月28日的会议上，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成立，有正式和候补党员23人。罗亦农、彭述之和赵世炎组成支部委员会，罗亦农担任第一届书记。自此中共旅莫支部的组织开始健全起来。会议还决定由罗亦农提出训练方面的详细条文。很快罗亦农便拟定《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在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在思想和研究方面要养成革命的人生观；在行动方面要绝对反对无政府的倾向；在个性方面要集体化。这个方案在1923年5月7日的支部临时大会上讨论通过。
考虑到支部成员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罗亦农提出今后的学习应该专门注重某一方面的研究。并在临时支部会上初步拟定了几个研究课题：唯物史观、经济学、工农运动史、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殖民地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各国革命现状等，要求每个成员选择两个专题进行研究，并撰文发回国内发表。当时支部党员积极响应。如：任弼时研究经济学及青年运动；赵世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及第三国际政策和工人运动；王若飞研究殖民地经济状况；熊雄研究军事；彭述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学、西欧政治经济状况与殖民地问题，等等。
罗亦农领导中共旅莫支部积极开展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外，还结合中俄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开展具体的革命工作。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这一年的9月-11月，以蒋介石为团长、 张太雷、沈定一等为团员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访问，与苏俄政府商谈关于援助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的若干事宜。罗亦农受中国旅莫支部的委派，负责接待代表团的考察事宜。罗亦农组织东大中国班的全体学员为他们举办欢迎会，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情况；蒋介石也在住地宴请全体中国学生，欢迎中共党员和团员参加国民党。利用接待之便罗亦农多次进入蒋介石住地，就合作和革命问题进行交谈。
1924年1月21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1月23日列宁灵柩安放于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至27日的4个昼夜里共有90多万群众，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前往吊唁致哀。罗亦农和中国班的同学们轮流代表东方民族为列宁荣誉守灵5分钟。在这种全国举哀、万民悲痛的气氛中，罗亦农被一种伟大的情感冲击着、感动着、震撼着，他深刻体会到为了人类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的革命者，他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是无可估量的。
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彭述之、王荷波。大会闭幕以后李大钊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从旅馆搬进东大宿舍。李大钊在东大专门开设了讲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课程，罗亦农为中国班的负责人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与李大钊的交往十分密切，成为李大钊在莫斯科工作的重要助手。
1925年1月，陈独秀写信给中共旅莫支部，“急需得力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者“回国工作。在莫斯科已学习三年多的罗亦农此时已归心似箭，踌躇满志的希望将自己多年来学习的革命理论，尽快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他在中共旅莫支部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说，我们来苏俄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学士、硕士的头衔以备归国后为晋身之阶的，为的是来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及训练自己成为踏实死干、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他还旗帜鲜明的指出，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理论研究工作必须注重现实，特别要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具体事实的分析，要永远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懈奋斗。3月12日，罗亦农与熊雄、佘立亚、李慰农、王凌汉、马玉夫等人告别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们，告别东大中国班的同学们，离开莫斯科，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上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斗争中。
中共旅莫支部在罗亦农的创办和领导下，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和团结留俄学生的得力助手。尽管以后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在中共党史上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28年4月21日，年仅26岁的罗亦农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了。他牺牲时虽然很年轻，却是轰轰烈烈，光彩非凡。19岁离家别国，赴万里之遥的异国寻求真理。四年的苦读钻研，坚定了信仰，扎实了理论，创造了多个中共党史上的首次。23岁回国投身革命运动，又是四年奋斗，奔走于沪粤京赣鄂之间，肩负着省市直至中央的领导重任，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实践了自己“踏实死干”的誓言。正如在“纪念罗亦农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罗亦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史册。
（本文系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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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思琪
审核：丁渝峰
信息来源：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