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和延续红色血脉需要通过教育、实践和文化传播等方式，确保革命精神和价值观代代相传。在当今的时代，各种思潮影响着下一代的价值观，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是在红旗下长大，接受了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的一代，对传承红色基因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爷爷马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是五四运动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英勇牺牲。我的父亲是领导干部，一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清廉自守、两袖清风，始终用心传承家风、教育下一代。严肃、严格、自律、自强，是爸爸的风格。在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我家门上的三块牌子是奶奶一生的荣耀，是闪耀着光环的“光荣烈属”和两块“光荣军属”的牌子（有两个哥哥当兵）。奶奶、爸爸教育和引导着我们：我们是马骏烈士的后代，要像爷爷一样，爱祖国、爱人民，做个清白正直的人，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从“秘书”到一生使命

我没有见过爷爷，爷爷牺牲时爸爸只有六岁，但在我们这个家里，爷爷从来没有离开过。奶奶常给党员干部、解放军战士、青年朋友等讲述爷爷的故事，父亲则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传承的意义。记得从小就在爸爸的讲述中认识爷爷，长大后常帮他整理爷爷的资料档案。有一次回家，我用十四天假期，没下过楼，帮爸爸整理出四箱爷爷的资料档案，用复写的方式，复制了四份资料汇编，分别放在档案箱里及爸爸和我处留档。

我是爸爸的小秘书，小时候字体方方正正，常帮爸爸抄写资料。爸爸一次次的讲述，让我一次次落泪、一次次接受心灵洗礼，也让我逐渐走近爷爷——他的事迹震撼了我，爷爷成了我一生最敬佩的革命先驱！我下决心用微薄之力为爷爷做点事，虽然资料有限，但我和爸爸走访了爷爷的战友、同学、同乡；我还以通信员的身份，帮爸爸送信、送资料，往返于各地。找寻爷爷的足迹和资料，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事情。

后来爸爸年纪大了、身体欠佳，我逐渐成为他的代言人。为减少爸爸讲爷爷事迹时情绪激动、影响心脏的情况，我把爸爸的相关事务都接过来，先接待访客，再向爸爸汇报。在整理、征集、追寻、挖掘的过程中，我的工作从单一的马骏烈士档案资料，扩展到马骏胞弟马骅烈士的档案资料，又延伸到马骏同学、战友的资料、相关历史时期资料，以及马骏牺牲前后史料的挖掘与追寻。我们不断追寻史料，逐步开展研究。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数次见到邓颖超奶奶。每次见面，邓奶奶都会说：“德中（我父亲），你们离我近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一看到你们，马骏烈士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眼前——他登高一呼，万众相随啊！”可见爷爷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与感动。总理秘书也曾说，周总理在病危之际还念着马骏烈士。我们听后都落了泪，这是多么深厚的战友情啊！

我还见到过刘清扬奶奶，她是我们去总理家的主要联系人，她爽朗的笑声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记忆最深的，是在北京医院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中南海西花厅为邓颖超奶奶守灵——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我还拜访过爷爷的同学伍修权先生、五四时期的战友盛成老人，以及天津觉悟社的各位战友等。每一次见面，对我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震撼。去年，我去看望刘清扬奶奶的女儿刘方清阿姨（时年九十岁），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咱们两家是革命的友谊啊！”此前，我曾和爸爸数次到她家拜访，正因爷爷与她们家结下了深厚情谊。

42年校外辅导员及马骏档案上的红领巾

1984年清明节，我像往常一样手捧鲜花来到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祭扫，眼前的景象顿时震撼了我：马骏墓被一朵朵小白花覆盖，像覆了层雪，上面还撒着无数纸片做的小星星，落在白花间。我走近一看，是孩子们写给马骏爷爷的话：“马骏爷爷，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马骏爷爷，我一定像您期望的一样，为了祖国！”墓前还有一个用红白花朵做成的大花匾，写着“永远怀念您”——我一下就泪目了。

也正因这份触动，我成为了北京朝阳区南下坡民族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这所小学离马骏墓最近，也是朝阳区规模较小的学校，学生多来自附近居民区。学校不仅组织“护墓小队”每周清洁马骏墓，校长还编写了多首歌曲，至今仍在传唱。如今，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接管了这所小学，并将马骏烈士的故事编入教材、融入教学；每次马骏墓的相关活动，都能看到该校师生的身影，学校的小小演讲员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生力量。

我作为校外辅导员，参与了学校的每一次活动；在俄罗斯档案馆征集马骏档案时，还把学校赠与我的红领巾系在了马骏烈士的原始档案上——告慰先烈：传承有我们！

如今，马骏烈士的事在我家永远排第一，任何事都要为他的事让路。孩子用电脑帮我做了PPT，我无数次把马骏烈士的故事讲给党员干部、年轻人和青少年听。我的稿子，第一倾听者总是孩子，他也在一次次倾听中接受心灵洗礼。记得有一次我生病，艰难地想：以后我不能继续讲了怎么办？没想到孩子说：“还有我啊！”我竟忘了，这些年他一直在我身边，帮我做了许多关于马骏烈士的事——也许这就是传承。

做校外辅导员时，有人劝我：“那么认真干嘛？不就是所小学吗？”但爸爸教育我、鼓励我，一定要坚持——教育，就得从孩子抓起。有一年爸爸参加全国政协会，还亲自出席了学校的主题大队会。我记着爸爸的嘱托，坚持每年清明节在马骏墓前给孩子们讲马骏爷爷的故事，这一坚持，就是四十二年。

边疆的电影党课

2020年11月18日，我参与红色大讲堂活动，当时我们带着新拍摄的电影《青春之骏》及八位主创人员，应邀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正值特殊时期，新疆师范大学七千余名师生封闭在校，学校书记希望我们讲讲红色故事、放映电影。

那天乌鲁木齐下着大雪，天气阴冷，我们驱车赶到学校。书记告诉我们，学校大礼堂有五百名学生在现场，另有三个线上分会场，总在线人数达三万六千人。我当时想，新疆离北京远，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边疆学生，对马骏烈士可能不太熟悉，于是做了充分准备。电影是文艺作品，放映前，我用十六张照片做了PPT，花一个小时讲述了真实的马骏烈士事迹。

书记原本说因开会无法全程参与，但听了我的讲述，他一直含泪在场。电影散场时天已黑，我们是最后离开座位的；走出礼堂时，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学生，见我们出来，大家立刻迎上来，异口同声地说：“向马骏烈士致敬！”我们一下就泪目了。第二天，学校的微信平台都被这件事“刷屏”了，宣传部长告诉我们，同学们都在主动搜索“五四运动”“觉悟社”“周恩来”“马骏”的相关资料。这场电影党课效果远超预期，天气虽冷，我却真切感受到了同学们对党史、对革命前辈忠贞不屈精神的感动。

尘封八十九年的档案

莫斯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是个神圣而向往的地方。奶奶和爸爸常提起：“你爷爷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必定留有资料。”父亲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了几十年，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前苏联政局动荡、档案封存保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不断追寻爷爷在莫斯科的足迹，成了我们家几十年的期盼。

1925年10月，党组织派遣马骏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马骏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还担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书记，负责党务工作，并创办了中山大学学生俱乐部。作为中山大学第一批学生，马骏与邓小平、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等是同期同学。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年4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北京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同年夏，受党的指示，马骏临危受命、秘密回国：先到武汉，后经上海、天津抵达北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恢复北京地下党组织。在马骏等同志的努力下，北京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可就在马骏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时，1927年12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展现出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1928年2月15日，马骏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英勇就义，时年33岁。马骏牺牲后，回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安葬在北京朝阳门外南下坡（今日坛公园内）。

马骏的一生，是伟大而光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奋斗的一生。他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与荣誉：1945年党的七大上，马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烈属证；1951年，北京各界为马骏举办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几十年来，每逢烈士牺牲日，马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都会举办各类纪念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也多次接见马骏家属。1987年，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受北京市委托重修马骏墓时，邓颖超亲自审定方案，并撰文纪念，高度评价马骏的一生。

为更好地缅怀先烈、教育新一代，1995年，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人民政府建立了马骏半身铜像和马骏纪念室；2001年，马骏墓被确定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牺牲纪念日，都有少先队员和各界青年前来瞻仰烈士墓，从马骏事迹中接受教育；更多人被烈士精神感染，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及马骏烈士亲属组成的文物征集小组，沿着马骏烈士的足迹追寻遗物和档案。他们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等地找到了部分档案资料，唯一的遗憾是无法前往莫斯科——几十年来，中俄关系几经变化，俄罗斯档案管理严格，对华未解密相关资料。我们曾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均无结果，去俄罗斯查档渐渐成了奢望。

2014年，我偶然得知毛泽民烈士的外孙曹耘山理事长，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打通了赴俄查档的通道，且已组团查档、带回许多珍贵资料。我格外兴奋，第一时间联系曹理事长，确定寻找档案的流程，将马骏烈士及胞弟马骅烈士的简历发往莫斯科，由中俄文化交流中心的李宗伦主席亲自翻译、查询。经过艰难努力，终于查到了马骏、马骅兄弟二人的档案。

俄罗斯档案查询有非常复杂的审核流程，李主席多方协调，俄中友协也给予大力帮助，以最快速度调出了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亲自将马骏、马骅档案调出，为我们节省了在俄的宝贵时间。在曹理事长和李主席的精心安排下，我和侄子马嘉带着亲人的重托前往俄罗斯，追寻爷爷的足迹。

2014年10月，我们顺利抵达莫斯科。李主席安排好食宿后，第二天一早就带我们前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离开北京前，我托朋友联系了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王斌站长，他派了两位记者跟随拍摄，记录下馆长交接档案的全过程。当馆长把装有马骏烈士档案的柜子钥匙交到我手上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我即将开启的不是普通柜子，而是爷爷珍贵的历史档案，是与爷爷的信息对接，是触摸历史，是了却亲人八十九年的期盼！我在心里默念：“爷爷，我来了！”捧着泛黄的档案，指尖触到的每一张纸都是爷爷亲笔填写的信息——几十年来，爷爷从未在这个家里“离开”过。我也由衷感激俄罗斯档案馆对档案的精心管理与保护，让我们有机会触摸这段历史。

远赴莫斯科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是马骏短暂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档案中的重大发现，是马骏的入党时间和地点：1920年在上海入党；活动地区标注为“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为党工作”——这一发现引起了党史部门的高度重视。此前，人们一直以为马骏与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方区委，没想到马骏是在上海入团、入党，且在上海有诸多活动，这为党史部门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与佐证。

在李主席的安排与陪同下，我们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遗址（现为俄罗斯普希金艺术馆）。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是一栋四层楼房。尽管当时苏联经济尚困难，却给这些来自中国的国共两党革命青年提供了较好的生活保障；更让他们欣慰的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不仅能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自由讨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还能自由开展党团活动。

同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共两党学员有310多名，其中中共学员包括张闻天、王稼祥、邓希贤（邓小平）、陈绍禹（王明）等。因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特殊，学员毕业后可能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学校对学生档案严格管理，对各类资料严格保密，极少给学生照相；校方还为每位学生起了俄文名字，比如邓小平叫“多佐罗夫”，马骏叫“马尔赫列夫斯基”。为适应地下工作需要，马骏还曾用“马天安”“马光道”等化名。

校园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连院子里的花坛都没变。我拿出一个小袋子，抓了一小把花园里的白色小石子，又捧了两把校园的土包好——带回北京后，我把这些土和石子埋在爷爷的墓前，告慰英灵：爷爷一定想念曾战斗过的地方，想念昔日的同学与战友。校园对面是一座东正教教堂，还有花园与草坪，当年爷爷常和同学们在这里辩论、探讨，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曾感动并影响了许多同学。

八十九年前，一批中国青年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寻求真理，来到俄罗斯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马骏曾就宗教、回汉民族关系等复杂问题阐明自己的认识：他深刻理解并认同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但同时强调“正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也特别懂得宗教在人民中的深远传统和习惯力量”，并坚信“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才能真正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使各民族达到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造诣与修养。马骏档案中还有一句话让我震撼：“我要做一个大政治家，要使中国国富兵强！”——今日中国，已然如您所愿！

我们曾看望伍修权同志，年事已高的他看到照片，立刻认出了马骏，用洪亮的声音说：“马骏！是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们兄弟二人我都认识，很能讲演，非常优秀、非常活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马骏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书记，也是中山大学学生俱乐部的创始人，曾发表过多次演讲。1928年马骏牺牲后，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学校俱乐部命名为“马骏俱乐部”。

在俄期间，我们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还获知了一个消息：疑似存在马骏的视频资料。要知道，在那个连照片都极少拍摄的特殊时期，能有视频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随即前往俄罗斯国家影像档案馆继续查找，可影像档案查询异常艰难，如同大海捞针。虽然暂时未能拿到视频资料，但我坚信一定能找到——追寻的工作仍在继续，我们希望发现更多史料，为中共党史研究与爱国主义传承尽一份力。

从俄罗斯回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把他的档案以及从中山大学校园带回的小石子、泥土带到墓前。当我手捧着用红色绸缎包裹的档案，向爷爷汇报查档经过时，仿佛爷爷就在我面前；我也在心里向一直追寻马骏足迹的父亲汇报，告慰为这件事倾注心血的前辈——爷爷的档案，我们带回来了。

随后，我将档案郑重交给中共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中共北京党史研究室，还专程赴上海交给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上海党史研究人员高度重视，表示会深入研究，争取在马骏上海活动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一卷中，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已将马骏增补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该书在建党101周年之际，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查档工作仍在继续，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公共档案、工作档案等尚未查到，任重而道远。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档案仍在等待“回归”；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史，将在不断查询中渐渐清晰；一个个鲜活的革命者，正通过留存的档案向我们讲述那段岁月。我们期盼着，更多中国共产党先驱的珍贵档案能回到祖国，让那段不平凡的革命岁月更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历史从未忘记他们，档案正在为他们作证；这条红色追寻之路，仍在延续、深入、传承，历史也在追寻中渐渐清晰——直到永远。

发现731录音档案

2018年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日本NHK电视台报道：该台在俄罗斯录音档案馆历时三个月查询，找到了远东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731部队主要战犯的审判录音。我立刻联系曹耘山会长及我们在俄罗斯的团队，启动查询工作，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陈列馆的金成民馆长。金馆长表示，这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此前一直难以查询到。

经过数月斡旋，最终由长春伪皇宫博物馆与731陈列馆共同委托我们的查档团队，远赴俄罗斯查询。2019年4月20日，我带同事一同前往俄罗斯。俄罗斯录音档案馆馆长告诉我们：“你们是来馆查询这份档案的第一批中国人。”最终，我们成功征集到远东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731部队主要战犯的审判录音，时长22小时5分钟57秒。

在俄罗斯，我们对录音档案中第一审判罪犯的内容进行了半小时翻译，结果令人震惊：罪犯交代，成立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御令，当时日本每年为该部队拨款500万日元，相当于如今的18亿人民币——这是国家层面的犯罪，是反人类罪！日本政府至今拒不承认这段历史，而这份录音，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在返程的飞机上，我紧紧抱着装有录音档案的包，深深感到：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能为国家征集到这样重要的证据，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

回国后，5月8日，长春伪皇宫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及档案交接仪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均到场报道，还对我及曹耘山理事长做了专题报道。此后，我又将从俄罗斯查询到的800多页录音档案俄语翻译稿，以及大量与731部队相关的资料，转交给731陈列馆的金馆长；金馆长随即组织翻译和研究团队，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

先后数次的俄罗斯之行，让我加入到寻找中共早期先驱档案的队伍中，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告诉我们：英雄是民族的脊梁，精神与凝聚力是民族进步发展的方向。马骏的身影虽在历史深处渐行渐远，但他的名字、他崇高的爱国、救国、殉国精神，从未被历史遗忘，仍在中华大地、在他深爱的土地上传颂。

今年是马骏烈士诞辰130周年，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马骏烈士的故事、把一代革命先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让爱国主义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愿在这条路上永远前行。

（作者系马骏烈士孙女、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

作者简介：               

马丽颖--马骏烈士孙女。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原副会长，湖南红色记忆基金会副理事长。政协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第七至十一届委员、十二届常委。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42年校外辅导员，团中央授予其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长期用实际行动给青少年讲好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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