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策划·毛泽民生平业绩和革命精神丨“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深切缅怀“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毛泽民烈士

2026-10-09
胡振荣

今年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毛泽民烈士诞辰130周年。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是毛泽东从韶山带领出来的第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人。在其短暂的23年革命生涯里,毛泽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深知,革命的成功需要从各个战线上去展开,革命不仅要靠枪杆子,还要有支撑枪杆子的“钱袋子”。风云际会,兄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已站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心舞台上,毛泽民犹如当年在家理财支持兄长学业一样,隐身其后“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默默无闻地不断发展党的经济战线、隐蔽战线、统一战线事业,对中国革命和红色财经工作有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被誉为党的“红色大管家”。全面回顾毛泽民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深切缅怀他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对于我们从党的红色基因中不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民自加入党的组织起,便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党的事业之中,成为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活动家

1920年11月,应陈独秀函约,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秘密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命运关联的一个重要起点。1921年2月,回韶山过春节的毛泽东动员自己的家人抛家舍业来到长沙,又将自己家族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关联。毛泽民懂得兄长所说的“舍小家为大家”的道理,到长沙后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务,一方面精打细算管理好学校的伙食,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并在附小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后来,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民与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夏明翰等一道参加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学习。自修大学的研习书目有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共产党宣言》等,阅读的刊物有《共产党》《新青年》等。毛泽民在这里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1921年,经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共湖南支部委员陈子博介绍,毛泽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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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故居

建党初期,毛泽民除了在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训革命骨干,还积极参加党发动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工人运动,他担任长沙笔业工会秘书,组织笔业工人取得罢工胜利;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巩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成果。大革命时期,毛泽民回韶山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参与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赴广州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后,前往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党的书刊印刷出版发行网络,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发动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天津等地重建党的印刷出版发行网络,机智巧妙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和国家银行行长,组织发展苏区经济和金融工作,为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长征途中,担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第十五大队合并到先遣工作团后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总供给部副部长等职,肩负筹粮筹款、物资运输、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为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为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民政厅厅长,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新疆作出突出贡献。其间赴苏联治病,还担负起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沟通汇报的重任,为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不幸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对革命的忠诚。毛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始终与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在其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阶段,都为党担负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党早期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其英名和功绩将永载史册。

毛泽民擅长理财的天赋,在党的革命斗争熔炉中淬炼升华,最终成为我党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和红色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毛泽民从小就是父亲半耕半商的小帮手,14岁辍学成了家里的劳力,17岁就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任,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灵活经营、精打细算。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校务后,便开始展现他擅长理财的天赋,食堂伙食越办越好,而管理成本不升反降。1922年初,毛泽民受党组织的指派,担任湖南自修大学会计襄务,兼湖南省学联庶务,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湖南自修大学已成为党组织主要活动场所,这是毛泽民“为党理财”人生的重要发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中共湘区委为了领导好路矿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委派易礼容、毛泽民等前往安源创办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成立不久后,毛泽民担任总经理。为了弥补消费合作社资金的不足,毛泽民决定发行消费合作社股票,不仅筹措到了资金,还通过消费合作社这个平台把上万名工友团结起来,同不良资本家、包工头和奸商进行经济斗争,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矿工群众的利益,还为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撑。“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毛泽民还发行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铜元票和纸币,这是我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是党领导红色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民承担起“红色管家”的重任,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创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国家金库,发行苏区统一货币,统一苏区财政,发行建设公债,兴办中华钨矿公司,在赤白区间设立贸易区,构建起了完整的红色金融及经济体系,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及苏区的建设和发展。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民带领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全部家当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在遵义,趁红军短暂休整之机,毛泽民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的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群众利益受损。这种在敌占区短时期内发行货币又回笼货币的做法,在世界金融史上都属奇迹。在陕甘宁边区,毛泽民主持经济部工作,通过开采石油、发展盐业等方式发展边区经济,使突临陕北高原的几万大军渡过了物资奇缺的难关。留驻新疆期间,毛泽民采取调整税收、改革币制、平稳物价、发行建设公债、节支开源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工农牧业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赴苏治病时,毛泽民利用一切闲暇时间深入苏联经济部门、各类工矿企业、苏维埃农场、电站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经济界人士,学习苏联财政经济建设经验,为“战胜日寇后的艰难而巨大的建国事业”进行前瞻性的谋划和思考。纵观毛泽民的一生,他为党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经济战线,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这一工作虽不显山露水,但对革命至关重要。毛泽民默默无闻坚守在党的经济战线,成为我党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我党早期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为我党红色金融事业和财经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和财富。

毛泽民在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时,以其机敏和沉着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成为我党穿梭于“两个战场”作战的勇士

毛泽东曾说过:“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战场。”开辟这两个“战场”都是革命的需要。毛泽民时常穿梭于这两个“战场”之间完成党的特殊任务。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民就化名“杨杰”,在上海印刷出版和销售党的书刊,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被急调回上海,秘密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创办无产阶级书店,秘密出版和发行大批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通过印制假封面来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上海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虽然日夜守护,仍被“包打听”盯上。毛泽民被关押后,因熟悉地痞流氓套路而机智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为防协盛印刷所落入国民党手中,经党中央同意,毛泽民又巧妙地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天津,用“周韵华”的化名办起了华新印刷公司,继续为党印刷革命书刊和文件。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民再次回到上海秘密创办中央出版发行机关,印刷厂先后五易其址,以应对顾顺章叛变之后的复杂局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又两度前往上海执行党中央交给的特殊任务。1937年初,他前往上海秘密采购印刷设备,将其运回延安,为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做准备。3月底,他再次去上海接运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援助红军的一笔巨款。毛泽民在上海市中心以开设申庄货栈为掩护,打扮成一个富商老板,时常出入证券交易所和银行营业厅,通过小批量地购买公债、股票兑换成法币的方式,将国际援助的美元分期分批送回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用援助款采购医药等物资转运到延安。这样持续4个多月,终于圆满地完成国际援助款的接运任务。之后,毛泽民仍留守上海,完成抢运爱国群众捐献的抗战物资等工作,直至年底才返回延安。在毛泽民23年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有近6年时间在白色恐怖中心地带为党工作。过去对隐蔽战线的研究,关注情报工作的较多,对隐蔽战场的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等研究较少,这不得不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不足。毛泽民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从事经济、文化工作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在党对敌斗争的公开战场、隐蔽战场成绩都很突出的人,是党内穿梭于“两个战场”作战的勇士。

毛泽民服从组织安排驻疆工作,不顾个人安危贯彻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成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诚卫士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新疆地位极其特殊,这里不仅是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主要通道,也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正因如此,共产国际、苏联和党中央都高度重视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迪化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这既是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党中央委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担任驻新疆代表。此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也表现出明显的亲苏亲共的倾向,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委派干部帮助新疆工作的请求,在知悉毛泽民赴苏治病将路经新疆时,便通过党中央驻疆代表向延安提出要将他留下来。这不仅仅是欣赏毛泽民的理财才能,还有其阴险狡诈的政治考量。党中央从维护统一战线战略全局出发,同意毛泽民留疆工作,并先后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入疆。毛泽民深知留驻新疆的重任,他克服身体的病痛,义无反顾地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期间,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整顿新疆财政金融,从根本上扭转了当地金融混乱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盛世才开始向反苏反共亲蒋转变。毛泽民在赴苏治病期间,就曾向共产国际报告过盛世才“军阀习气”“狭隘多疑”,不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也曾劝说毛泽民不要再回新疆。可毛泽民考虑的只有党的工作。既然党中央决定尽最大努力维持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毛泽民便毅然决定再回新疆工作。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给盛世才颁发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委任状,第二天,盛世才便下令逮捕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还将此作为投奔蒋介石的“投名状”。毛泽民牺牲时年仅47岁,他是用生命捍卫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诚卫士。

毛泽民“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以其无悔的担当和奉献,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

毛泽民牺牲前,曾对战友说:“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是毛泽覃的哥哥!”这是毛泽民从事革命生涯20多年心路历程的真情告白。毛泽东是毛泽民的兄长,是毛泽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是中国革命每每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总能指明正确方向、找到正确道路的人。有这样的兄长,意味着毛泽民革命的一生必定是无尽的忠诚与担当、无悔的牺牲与奉献,这才是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情谊最本真的诠释。毛泽民走上革命道路的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缘于兄长毛泽东。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并参与建党大业时,毛泽民在家理财提供经济支持;毛泽东以湖南一师及附小、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学联为阵地开启职业革命家生涯时,毛泽民紧跟其后管理财政提供经济保障;毛泽东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毛泽民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巩固工人罢工成果;毛泽东组织发动秋收起义,毛泽民回韶山筹措资金……在早期革命的大舞台中,这对亲兄弟充当着互补的革命角色,毛泽民是在成就毛泽东革命事业中形成了自身的革命轨迹,从而把自己锻造成为我党急需的专业性人才,成为中国红色金融的鼻祖。毛泽民全力支持毛泽东,是追随毛泽东对革命正确的见解、主张、思想、路线,追随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为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事业而工作”。在中央苏区,毛泽东遭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毛泽覃被打成“罗明路线”遭受软禁,在兄弟都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毛泽民丝毫没有带着情绪,依然坚定自己的党性,用更加出色的红色金融工作以示对身处逆境兄长的支持。在苏联治病期间,面对共产国际倾向于强调“一切服从抗战”的绝对稳定原则,毛泽民在《中国边区问题的发言》中,充分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巩固发展自身力量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性,坚定地捍卫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在《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等文章中,他分析了党内错误路线产生的原因、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为共产国际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民是以共产党人的坚定党性、职业革命家的无限忠诚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

英灵不朽,风范千秋。2009年9月10日,毛泽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时曾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毛泽民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杰出代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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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初心如磐、舍生取义的坚定信仰。毛泽民身陷囹圄,遭受严刑拷打,敌人逼他改变信仰,脱离中国共产党,他坚贞不屈,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变初心、不改信仰,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产党人要以毛泽民为榜样,自觉补好精神之“钙”,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定信仰的铜墙铁壁,经受得住任何风险和挑战的考验,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舍家为国、为党分忧的革命情怀。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家”,毛泽民听从毛泽东的话,舍身投入革命事业,后来包括自己在内,6名家族成员都先后为革命牺牲。毛泽民投身革命后,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党指向哪里,他就投奔哪里,奉献在哪里。为了革命的需要,他甘愿从事红色财经这一幕后革命工作,常常为此隐姓埋名,独自面对敌人和各种风险挑战,却始终无怨无悔。他始终坚持理财为党为人民的宗旨,创办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时,他在报告中写道:“使我工友应得之利益日益加多,以副俱乐部设立消费合作社之初心。”在中央苏区,他时常告诫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毛泽民是为党为国为民分忧尽责的典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产党人要以毛泽民为榜样,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无论处于什么岗位,无论担负什么工作,都要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大局出发,忠实履行职责,忠心为党尽职,忠诚为民服务。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开拓精神。毛泽民被调往上海负责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的发行工作时,接收的运营资本只有72元多。他虽然从未接触过此项工作,但凭着特有的执着和一往无前的开创精神迅速打开了局面。一年之内,书刊分销处由四地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资本增加到1.5万元。毛泽民在中央苏区出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没有启动资金,就将战争中缴获的物资存入金库;没有管理规范,就从缴获战利品中搜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的书籍、文件、账表进行摸索总结;没有货币,便自行设计印钞铸币;财源不足,便挖砂建矿发展边贸活跃苏区经济……毛泽民硬是凭着忠诚、坚韧、稳健和实干,白手起家,开创了中国革命红色金融事业。毛泽民是艰苦创业、真抓实干、励精图治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产党人要以毛泽民为榜样,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敢于面对困难,善于总结规律,勇于改革创新,把握历史主动,干出非凡业绩。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深入细致、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为了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开业前,毛泽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深入矿井、工棚,与工人谈心,把从中了解到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各种经济手段一笔笔记录下来,他发现问题根源出在“矿票”兑换上。为此,合作社开业时专设兑换股,毛泽民兼任兑换股长,一律实行不贴水兑换,半月之内就把安源街上大大小小的银铺挤垮了。在中央苏区,毛泽民经常随部队到前方筹款筹粮和军需物资,总是一双草鞋、一顶斗笠,背包里装着笔墨、账簿和算盘,红军战士戏称:“毛行长的办公室就打在背包里!”国家银行的一系列创新举措,都是他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集中群众智慧形成的,许多制度规矩都是毛泽民亲自起草的。他的警卫人员回忆说,毛行长“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毛泽民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身体力行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毛泽民为榜样,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毛泽民以身作则、一尘不染的崇高品质。毛泽民长期为党主管财政金融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从来不搞一点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被人们称为“贫穷的富翁”。他时常教育财会人员:“财经工作是管钱的、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在财经制度执行上,毛泽民非常严格,从不讲任何情面。有一次,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接待上级领导时花了五六角钱为大家做了一碗米粉肉,报账时,毛泽民将多花的钱从县委书记的伙食费里扣除,并教育他:“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有时大哥毛泽东来银行视察工作,毛泽民也是严格按制度规矩招待,常常清水一杯。毛泽民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毛泽民是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的典范。新时代新征程,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毛泽民为榜样,做到公私分明,廉洁用权,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做一名清清白白的人民公仆。

(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原院长、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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